2021年普利兹克奖揭晓:法国“冷门”建筑师组合获奖

发布时间:2021-03-17      阅读量:12065次     
  北京时间3月16日晚,第43届普利兹克奖揭晓:来自法国的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尔(Anne Lacaton&Jean-Philippe Vassal)共同赢得了这一建筑界最高奖项。他们于1987年在巴黎成立了拉卡顿和瓦萨尔建筑师事务所,并在欧洲和西非等地区完成了30多个项目,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第49位和第50位获奖者。
  202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安妮·拉卡顿和让-菲利普·瓦萨尔(Anne Lacaton&Jean-Philippe Vassal)
  2021年度的评审致辞这样写道:“他们不仅定义了一种更新现代主义遗产的建筑方法,而且还对建筑专业这一定义本身提出了调整。他们的建筑作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和生态紧急状况以及社会窘困做出了回应,尤其在城市住房领域,并由此重新点燃了现代主义建筑师改善大众生活的希望和梦想。他们成就如斯,是因为有着对构成建筑的空间和材料的强大感知,其信念如其形式般刚毅,其审美如其伦理般明澈。”
  文|唐克扬
  温室:重焕现代之光
  2014年,因为要为中国南方某城市的博物馆竞赛推荐一位建筑师,让·努维尔先生,也是法国人,同样是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拉卡顿和瓦萨尔(Anne Lacaton&Jean-Philippe Vassal)在巴黎的手机,这是我和这两位建筑师的第一次交流。
  打这个项目以后,我再没联系他们两位,自然也谈不上见面。但是,五年之后的夏天,恰恰也是疫情之前去巴黎,赶在了巴黎人纷纷外出度假的“空城”时刻。很幸运,拉卡顿和瓦萨尔改造设计的东京宫当代艺术创意馆依然灯火通明,而且是开放到深夜——终于,在黑乎乎的巴黎十六区街道上,眼前一亮,我有了在他们的作品中与两位建筑师相遇的机会。
  202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名为“东京宫”,实则是一幢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欧洲博览会建筑。它籍“进步”之名诞生,展会之后长久衰败闲置,经由两位建筑师之手,两万多平米的空间变成了艺术馆馆长让·德·卢瓦奇口中的“一片冒险之地”,卢瓦奇说,“这里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艺术中心,没有什么是绝对干净、绝对有意义的,这符合艺术本身不受约束的特征,并且(建筑空间)对于艺术灵感也是有创造意义的。”
  当代创作展场,东京宫二期,2012,巴黎,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确实,新世纪初整修后开放的东京宫,不仅就像一般历史建筑翻新的循例一样,保留了部分陈旧的墙体和结构,看上去,偌大的建筑就全然没有整修,真个是完全不受约束——“这完全是故意为之”,卢瓦奇作证说。
  对我来说,艺术馆中时常骇人听闻的艺术作品,有时还不如这样的建筑标准本身来得惊世骇俗,确实,到处都是草率完工甚至未经施工的样子,有些过于“活泼”了:售票处长得像大篷车,隔墙好像只做了一半,书店的围挡仿佛永远处在临时状态——听说,这个项目的设计周期持续了近十年,就连项目的规模也从最初的5000平米扩展到24000平米,是西方建筑工程中罕见的一边做,一边试用的状况——就好像一部电视连续剧,观众在为今天的故事落泪的时候,明天的情节还没有想出来呢。
  当代创作展场,东京宫二期,2012,巴黎,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本该是一个典型旧改的东京宫项目,几乎没有拆毁任何东西。很多评论家指出,这个项目的特点干脆就是“啥都没干”。这不是偶然的。拉卡顿和瓦萨尔在波尔多设计的列奥公寓莱昂奥科克广场(Place Leon Aucoc),就被称作一个“什么都不改变的提升项目”,法文的embellissement一词,有“装折”的意思,建筑师只管他们的做法叫“常规建筑维护”。
  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假如你是一个在10000平米废弃建筑里寻找栖身之地的人(在欧美国家,这些人常常是因为无家可归才非法闯入这些被废弃的建筑的),你或许最终只会占据100平米,为什么要为暂时用不着的那些面积大动干戈呢?因为政府这个项目没有足够多的经费,现在他们最亟需的事情不过是“止损”,在他们看来,这是建筑师比“设计”更高的本位。把有限预算用在稳定结构,更换玻璃屋顶,让旧大门符合当代无障碍通行的标准,让新的文化能如通明灯火那样灌进来,他们觉得,以上要比把墙和柱油饰一新重要得多。
  当代创作展场,东京宫二期,2012,巴黎,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由此,拉卡顿和瓦萨尔的行事风格,在一堆孔雀开屏式的欧洲建筑师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两人秉持着一种最小化的,最符合经济原则的干预方式,并非谨小慎微。同样,他们也不是那种只顾完事儿收费,对于建筑学自身无大理想的“专业主义者”。
  东京宫的柱子有方有圆,有粗有细,他们不大介意这种形式上的差异。但是他们坚持拆去了大部分的隔墙,为了艺术家未来的方便而言,他们需要将空间尽可能地打开——艺术家自会渐渐将他们的作品乃至生活填进空间,以此臻于卢瓦奇馆长所说的那种“自由”。其实,他们可算是相当激进的那一类建筑师,最激进的姿态,莫过于质问自己的职业,不是一味拒绝,而是有意识地决定做什么,什么不做。
  从他们所崇敬的对象上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思想脉络,书架上放着弗雷·奥托,塞德里克·普莱斯,尤納·弗里德曼,雅克·洪德拉特(Jacque Hondelatte)的著作,这些不大在大众视野中出现的前辈欧洲建筑师,都对建筑专业怀有一种兼济天下的乌托邦理想,他们与其在乎一件作品的动人形式,不如憧憬经由建筑形式践行的社会思想。落实在拉卡顿和瓦萨尔的建筑实践中,一切简单,平易,恰如其分——但是他们也还有自己更显而易见的建筑学诉求,他们的建筑之中“有戏”。
  说起来,这种“什么都不干”的空间哲学,诗意源于“现代”之光。除了艺术空间之外,拉卡顿和瓦萨尔最典型的项目类型是住宅,这里最容易贯彻他们关于城市规划应该从微观的城市内部开始制定的信条,因为小空间才联系着每个人对于自己栖身处的情感和最本能的知觉。
  古典建筑的内外通常是一分为二的,这意味着外部的城市并不容易和内部的个体发生联系。前者需要追求效率和经济,讲究面子和形象;后者却在活跃中趋于紊乱,难以规训和曝光。摇撼传统的现代建筑师,如果不更动这个二元体系,就无法改变千百年来建筑学自上而下的方法论。从一种典型的近代建筑发明之中,两位建筑师找到了他们主要的空间理想的“光源”,私密的、个性的片断,也有机会自下而上地构成连续的整体,其结果并非牺牲内部生活的活性,同时城市之光也可以照进集体大块的深处。
  波尔多住宅,1999,波尔多,法国(照片由PhilippeRuault提供)
  这种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流行的建筑类型,就是拉卡顿和瓦萨尔用现代材料——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身边也时常看到的聚碳酸酯波纹板,俗称“阳光板”——重新演绎的温室(green house)。相对于那个时代沉重封闭的幽暗建筑,一体通透的温室够明亮了,对于习惯了白天也要点起蜡烛的人,简直晃瞎了眼。或者,它又是“什么都不做”的纯空间,只能做花圃,蔬菜大棚,不算什么正规的房子。对大量建造这种制式轻构的产业主,它们是廉价的权宜之计,但是它同时也是市场和展览馆的空间原型,在十九世纪以降,后者对应的可能也是“温室”(conservatory)这个词——尤其植物园,它们是为另一种栖居准备的大型“棚屋”。自然和文化混融,有了现代生活的“水晶宫”。
  2021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法国不乏这种革命性的空间类型的鼓吹者,勒杜(Eugène Viollet-le-Duc)主编的杂志将在法国推动温室建筑的欧赫(Hector Horeau)称作那个时代的“最卓越进步之士”,因为铸铁和玻璃构成的温室坦诚地暴露一切有用的结构,毫无赘饰,巴尔塔(Victor Baltard)设计的中央大厅(HallesCentrales)也是当时代的巴黎城市之光——可是这种建筑也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温室只适合做“阳光房”,它长于在冬日的白天吸收热量,却无法储能度过寒夜,或者阻隔纾缓夏季的炎热。毕竟,这是一种简易的临时建筑,某些当代的公共空间里也有类似的阳光房——雅号“冬季花园”,只做特定用途——脱离了更“正式”的主体建筑的能控,它们就难以为继。
  拉卡顿和瓦萨尔在温室中看到了“双重空间”(duo space)的可能和必要,对这种原型进行了改良。拉达匹住宅(Casa Latapie),是他们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委托,在加大的“阳光房”内部,他们别出心裁地嵌入了一个小得多的保温空间,两者达到了变化的平衡。木盒子里的起居部分,可以敞开和温室连成一体,推拉门有时也会关闭,使得两者保持清楚的界限。建筑师对上面那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把建筑的概念扩得极大,里外各有不同级别的建造材料,适应不同时间的需求。简易建构是“正式”住宅的孪生空间,在外围充当了外部世界的缓冲器。
  拉达匹住宅,1993,弗卢瓦拉克,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在后来一系列的类似建筑项目中,“双重空间”应对的可以是苛刻的城市条件,也可能是让人难以抵御的景观。无论哪一种,建筑师的处理方法和东京宫如出一辙,他们只构筑或保留建筑框架,尽量减少内部外部过厚的隔墙,改用推拉玻璃门,滑轨铝门,能开启的百叶窗,纤维水泥波纹板……最外面,时常还是那种看上去很廉价的聚碳酸酯波纹板,以便让光线照进建筑轩敞的内部。这些易于批量生产搭建的活动结构,独立于内部更加坚固的核心,前者和现代城市的经济逻辑和谐一致,后者保持了个性和隐私,两者时常沟通,“和而不同”。
  拉达匹住宅,1993,弗卢瓦拉克,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这种做法是否让教科书式的整一结构变得混杂?结果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因为“阳光房”并不算官方名义的面积,也不需要讲究的地基,建筑可以做得很大,在不违反规划条件的情况下,直至铺满整个基地达到最大容积率,数倍于最初设定的基本空间——建筑师假设,虽然符合传统定义的室内面积受限于法律,“双重空间”让一个人实际拥有的居住面积成倍增加。这和那个流浪汉对空间看法的比喻类似,但又和流浪汉消极的需求不完全一样,空间的主人用不着成天躲在最里面的100平米睡觉,而是可以时常到见得到光的10000平米来休闲、工作。
  和整一化的古典建筑不一样,室内和室外不是强行分开的,里外有别,混杂,正是里外“混融”的前提,“阳光房”,“双重空间”的那一大半,或者说建筑师为正装套上的披风,为里面的个人隐私提供了足够宽裕的缓冲空间。于是,在雷格尔卡弗尔雷住宅(House in Lège-Cap Ferret),建筑内部甚至可以不用多做隔断,起居室可以向着海湾和花园开放。自然和建筑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房屋悬挑在茂密的树林间和波浪形的沙丘上,大树穿越有机玻璃的屋顶,树杈在弹性挡圈挤压下微微颤动……
  费雷角之家,1998,费雷角,法国(照片由拉卡顿和瓦萨尔建筑事务所提供)
  诗意也是为饱受折旧和衰退折磨的城市普通人准备的。“现代”改造传统的基本手段是拆除重建,从温室发展来的玻璃盒子,透亮但只能依赖空调,它和幽暗不见阳光的城堡,基本有你没我。
  拉卡顿和瓦萨尔的建筑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彼此彼此”,这不仅符合他们的美学标准也基于经济考量。两人对巴黎北部普雷特大楼(Bois le Prêtre Tower)大楼的改造,是“双重空间”对于温室的进一步改良。通过与本地居民谈话和讨论,建筑师发现他们并没有完全对旧建筑失去信心。于是拉卡顿和瓦萨尔仅仅是拆掉了1980年代的小窗户,加设了外部宽大的阳台,凸显了这幢住宅楼的绝佳视野。有了这种另类的“双重空间”,即使是城市中心高层建筑的平层房间,也简直就“像一座别墅,房间阔大,上佳景观,还有花园”。
  普雷特大楼100套公寓改造,社会住宅(与弗雷德里克·德鲁沃合作),2011(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如果说先前的“双重空间”难免有些设计先行,那么这种新加的建筑缓冲区的“双重”另具技术涵义,除了居民向外扩展他们的活动区域,还顺手解决了旧建筑保温性能提升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
  由于新的建筑规范对天花高度已有不同的要求,拆旧换新的代价会是巨大的,每个公寓需要花费15-18万欧元之巨。相形之下,拉卡顿和瓦萨尔只用了5-6万欧元的均价就搞定了这个工程。新的施工过程中,居民甚至都不用全部搬走,他们在过去生活中所积累的一切,不管是家具、物品还是记忆,不至于在搬迁中白白流失,改造设计是较小代价的丰富而不是重起炉灶的取代,“双重空间”让新不至于完全颠覆旧。
  普雷特大楼100套公寓改造,社会住宅(与弗雷德里克·德鲁沃合作),2011(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经济性、社会效益、记忆、合用性……拉卡顿和瓦萨尔的建筑哲学,乍一听起来和建筑没太多关系。在当代欧洲建筑走马灯样变幻的风格版图上,他们这样不大讲求形式的建筑师谈不上有多么抢眼,因为他们尊奉的至高境界不是“建造”,而是“少建造”。
  在现有的状况中,他们常常可以发现巨大的潜力。哪怕这种现况只是一片风景——在雷格尔卡弗尔雷住宅费雷角之家现场,他们保留了所有的树。设计的起点“……可能是日光、空气、景观,或者,树,风景,以及我们在那发现的人”——有关后者,建筑师还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社会状况。只是在第二阶段建筑师才考虑所添加的新材料,这种材料也不全是建筑材料,而在现场采集的味道、氛围、温度、气流。
  瓦萨尔早年在非洲待过一段时间。尼日尔所见的当地人搭建临时构筑物的方式让他大开眼界。就如同温室的情形那样,用来创造荫庇之所的不过是几根树枝,一块破布——但是对那个时段的需求而言,它们确实管用。更加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大尺度的集市,它们代表着另外一种有别于西方规划传统的“城市”,无需沉重永久的建构。多达5000人花两到三天赶到沙漠边缘的小村庄,仅仅是为了用“运动、贩卖、饮食或讨论”填满一个临时的空间,几天后这个空间又消失得一干二净。
  北加莱海峡大区当代艺术基金会中心,2013,敦刻尔克,法国(照片由Philippe Ruault提供)
  拉卡顿和瓦萨尔悟到,像福柯那样的法国哲学家们所提示的那样,空间不过是人之间的关系。近代建筑创造了近乎透明的温室,是为了从厚重的古典表象里剥离出这种纯粹的关系。不知不觉中,钢铁和玻璃这些反传统的建筑材料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人眼中的轻便,随着它们在现代主义城市中慢慢变得“正式”,相对历史时代的新建构的革命意义已经消失,人们重新生活在现代建筑巨额的成本和傲慢的表象中。
  阳光房——不,拉卡顿和瓦萨尔的“温室”,会是让我们的城市重回轻松和光明的解决之道吗?

  我的思绪又回到东京宫。在开幕式上,卢瓦奇馆长为看上去不甚起眼的艺术空间辩护说,它本来就是“……贡献给创作,贡献给艺术家,贡献给它们所给予我们的这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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